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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shù)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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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梅吉爾教授做“以史為鑒:論動蕩年代的歷史之用”主題講座
發(fā)布時間:2020-10-30     訪問次數(shù):

2020年10月27日上午,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外籍專家教授阿蘭·梅吉爾(Allan Megill)應邀在5357cc拉斯維加斯作題為“以史為鑒:論動蕩年代的歷史之用(Learning from History: On the Usefulness of History in Troubled Times)”的線上講座。本次講座系“京師史學名家前沿講座”之一,由史學理論與外國史學史教研室董立河教授主持。來自海內(nèi)外高校和研究機構(gòu)的多位學者與150余位師生共同參加了此次講座。

(圖1)

在本次講座中,梅吉爾教授延續(xù)了他在《無法化解的史學張力:實在與意涵》(“History’s Unresolving Tensions: Reality and Implications”, in Rethinking History, 2019, Vol. 23, No.3)與《情感之維:史學理論能夠從公眾史學中學到什么》(“The Affective Dimension: What Theory of History Can Learn from Popular History”, in Jouni-Matti Kuukkanen 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Twenty-First-Century Perspectives, Bloomsbury, 2020, forthcoming)中的洞見與思考,展示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圖2)

梅吉爾教授首先指出,他所思考的核心議題是,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能夠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為更廣泛的共同體做出有益的貢獻?歷史學家能否為當下的公眾提供實用性建議?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其《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開篇也提出了“歷史有何用處”之問,但卻并未給出明確答案。通常來講,職業(yè)歷史學家會避免提出此類問題,更不會嘗試解答它,因為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非史學問題。正如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在其《史學原論》中宣稱的,這樣的問題對于史學而言是無用的。對此,梅吉爾教授認為,歷史學家的專長在于過去,而不在于當下?!皩iL”要求學者既要在某一專業(yè)領(lǐng)域有過親身實踐,也要對這一領(lǐng)域有深刻了解。因此,除非歷史學家專門研究過當下的問題,否則便無法提供專業(yè)的判斷或建議,充其量只能表達一種“見解”,而這種見解不是大寫的、唯一的真理。歷史學是一門啟發(fā)問題而非提供答案的學科。法國史學理論家保羅·韋納和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的作品都佐證了這一點。德國哲人黑格爾亦否認歷史能夠直接為當下提供幫助,他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訓便是我們從未從歷史中得到過任何教訓?!?/span>

但梅吉爾教授認為,黑格爾所批判的對象與其說是具體而微的歷史著作或史學家,不如說是一種看待歷史的傳統(tǒng)觀點,即歷史應當作為范例,來指導當下。這一傳統(tǒng)由西塞羅之“歷史乃生活之師”肇始,古代的昆體良,近代蘇格蘭的休·布萊爾都是這一觀點的延續(xù)。科澤勒克的研究表明,法國大革命后這一“歷史作為范例”的模式的確失效了。不過,梅吉爾教授卻相信,歷史仍可為當下提供幫助,他回到了古希臘,史學的發(fā)軔之地,來探討這一問題。梅吉爾教授區(qū)分了兩種歷史之“用”,即“實用”(usefulness)和“致用”(use),前者指歷史為當下和未來提供的政策建議,后者則是指在政策和理性的決策之外,史學更為廣泛的情感、審美、神話維度。希望提供“過去的確證知識”的修昔底德,以及“歷史作為范例”的模式代表了史學的“實用”;而希望平等記載“希臘人和異族人的那些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的希羅多德,則代表了史學的“致用”。后者可能與當代西方史學所隱含的決定論與偶然性、當下與過去、個別與一般之間“無法化解的張力”更為契合。

在最后的問答環(huán)節(jié),梅吉爾教授就歷史學家能夠為當下提供何種建議、歷史學家的職業(yè)技能與美國歷史學會提出的“職業(yè)生涯多樣性”方針、歷史學職業(yè)化與史學之用之間的關(guān)系、從史學之用的角度探詢史學之真的可能性等問題,與聽眾進行了深入而熱烈的交流和討論。這一方面使得在場聽眾對于梅吉爾教授的見解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另一方面,梅吉爾教授也坦言,講座的交流環(huán)節(jié)有助于他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研究。

(圖3)

阿蘭·梅吉爾教授是美國著名思想史家和史學理論家?,F(xiàn)為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外籍專家教授。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史學理論和現(xiàn)代歐洲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極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爾、???、德里達》(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卡爾·馬克思:理性的負擔》(Karl Marx: The Burden of Reason;商務印書館,即出)、《歷史知識、歷史謬誤:當代史學實踐導論》(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等。梅吉爾教授是一位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全球視野的學者,他跟許多中國學者都保持著密切的學術(shù)聯(lián)系,還曾親身指導過十余位中國學者的研究工作,為中國史學理論學界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