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 2023年5月18日晚7時，武漢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韋胤宗為北京師范大學勵耘學術講壇歷史系系列講座作題為《書物的實踐與表征——作為新文化史的書籍史和閱讀史》的學術講座。講座由5357cc拉斯維加斯朱露川老師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作為與談嘉賓出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馬楠老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杜以恒老師、5357cc拉斯維加斯葛小寒老師、5357cc拉斯維加斯許洪沖老師，以及70余名學生參與活動。
韋胤宗老師的講座既梳理了文化史的發(fā)展脈絡，又以具體個案展現了如何在新文化視野下進行書籍史的相關研究。講座分由三個部分展開：
第一部分，“作為（新）文化史的書籍史”。雖然書籍史的產生受到社會學、人類學、符號學等多方面的影響，但受文化史與新文化史的影響最為直接，書籍史可以算作文化史研究的分支領域。韋老師詳細梳理了從“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學術風潮遷移史，并指出文化史旨在通過各種文本研究社會的實踐或社會的表征系統(tǒng)，以理解社會中某些群體的情感、意圖、意義，最終回答信仰、價值觀等宏大問題。
第二部分，“晚期帝制中國的書物表征”。書物表征是指與書、讀書、藏書以及閱讀行為有關的文字、圖像，包括書籍形象、文房清供、書齋、讀書行為等內容。韋老師指出，書物起源于唐宋時期的精英文化，又以圖像中書物形象的演變?yōu)槔?，指出圖像中的書物形象構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的表征體系。這種表征體系在晚明以降的社會中呈現出一種爆發(fā)的狀態(tài)，一直延伸到社會的底層。這是大眾閱讀實踐興起的體現，也是大眾文化中閱讀觀念興盛的體現。
第三部分，“晚期帝制中國的大眾閱讀實踐”。韋老師接續(xù)第二部分的討論，進一步深化問題意識，提出大眾閱讀如何興起，有哪些表現，不同讀者群體對書籍的選擇是怎樣的以及具體的大眾閱讀實踐等一系列問題。韋老師以晚明讀者群體為例，探討了從縉紳先生擴大到“愚夫愚婦”的變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閱讀觀念的興盛刺激了文化的越界，對市民而言，書物是緩解身份焦慮的一種方式，而文人學士則表現出被盜用身份的焦慮。總之，文化史觀就是對歷史進行文化的闡釋，理解生活的意義。
特邀嘉賓董婧宸老師指出，韋老師從新文化史的視角出發(fā)探索書籍史，關注書籍的流傳、書籍的文化，既有向上的維度，也關注向下的書籍的流通與世俗化，揭示了一個豐富精彩的社會面貌。董老師以校書圖為例，指出中國古代的繪畫史、藝術史有長時期的流變，這其中既有時代催生的新內容，也有不斷積淀的舊文化，正是新與舊的匯合，才使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人豐富的思想世界。馬楠老師從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人類學的多元文化理論出發(fā)，提出了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價值與生產關系問題。韋老師認為，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同等價值。從文化生成的角度來看，雅文化和俗文化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光譜性的從雅到俗的演變過程，雅文化與俗文化的生成是相互交叉的。
講座現場，大家還就韋老師有關書籍史和閱讀史的系列論著展開了討論。韋老師首先指出，在寫作《浩蕩游絲：何焯與清代的批校文化》過程中，如何處理中國傳統(tǒng)的文獻學研究范式與西方學術理路之間的張力，是一個極富挑戰(zhàn)的問題。朱露川老師指出，當下的中國學者特別是中國的年輕學者，擔負著尋找中西交流互鑒路徑的時代責任，《浩蕩游絲》已經邁出了艱難的一步。杜以恒老師指出，面對中西方研究范式之間的差異，首先應扎根于本土，深入文獻的內部，做到學有根腳；其次要學習西方理論的思維方法而非簡單的機械搬運，如關于計量史學，應關注其充分收集樣本的邏輯底蘊，從而彌補傳統(tǒng)學術研究的缺陷。此外，葛小寒老師指出，韋老師所撰《閱讀史：材料與方法》一文對書籍史、閱讀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特別是其有關批注與批校的研究方法極具啟發(fā)性。例如，如能將有關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諸多批注從書中抽離、整合，將有利于清晰揭示徐光啟閱讀農書時的真實狀態(tài)。
在交流環(huán)節(jié)，同學們踴躍提問，與主講人就書籍史、閱讀史與知識史之間的關系，書籍評點、批校等文本類型，藏書家的曝書活動及其催生的文化實踐等內容進行了深入交流。當晚10時許，講座在熱烈的氛圍中圓滿結束，與會同學紛紛表示收獲頗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