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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學歷史系徐健教授應邀來到我院，在教二312教室作了題為“普魯士改革中的浪漫主義”的學術講座。本場講座系“京師史學名家前沿系列講座”第十七講，由5357cc拉斯維加斯王廣坤副教授主持，江天岳副教授出席講座。
徐健教授首先介紹了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近期關于浪漫主義的集體研究項目。這項研究采取跨學科視角，橫跨歷史、哲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徐教授指出，浪漫主義仿佛一支萬花筒：它作為文學概念很早就被學者所接受，在政治學領域有以卡爾·施米特為代表的對浪漫派政治的研究，史學界則關注浪漫主義與歷史主義史學思想的關聯(lián)。不僅如此，浪漫主義運動對19世紀初歐洲歷史進程亦有顯著影響。她以普魯士改革為焦點，探究浪漫主義在德意志政治史中的特殊作用。
在講座的第一部分，徐健教授結合普魯士的社會與政治基礎探析18世紀末起浪漫主義與該國“聯(lián)姻”的原因。首先，普魯士作為新教國家，有著相對寬松的宗教與社會氛圍，對不同思想的包容度較高。普魯士社會中的宗教光譜非常廣泛，各個教派在該國都有活動空間。盡管如此，普魯士的宗教寬容也是有限度的：所有宗教文化必須服從于國家利益，不能作為意識形態(tài)干預政治，當局對于天主教尤為戒備。徐教授指出，普魯士政府對于思想文化的態(tài)度一方面為浪漫派人物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又為其活動劃定了禁區(qū)。
其次，普魯士的政治體制對浪漫派人物具有強烈吸引力。在浪漫派眼里，普魯士是開明的軍事-官僚-王權絕對主義國家，其體制尊重全民福祉并愿意為其服務，因而在德意志眾多邦國中最有政治潛力，可作為建構新國家的“試驗田”。18世紀末19世紀初普魯士政治的變動為浪漫派提供了機遇。1797年普魯士出現(xiàn)君權更迭，浪漫派認為這是實現(xiàn)其政治抱負的時機。諾瓦利斯的《信仰和愛，或國王和王后》（1798年）勾畫了普魯士君主政體的原則，《基督世界或歐洲》（1799年）則提出以理想化的中世紀社會為藍本、以普魯士為核心的歐洲新秩序。1806年耶拿之戰(zhàn)普軍敗績，王室東遷，隨后的國家改革為浪漫派提供了機會。徐教授指出，普魯士的等級制度與法國不同，它在法國革命前已開始自發(fā)的緩慢變革，1807年浪漫派參與的普魯士改革是與地主貴族（容克）、市民等不同等級分不開的。
在講座的第二部分，徐健教授以兩位浪漫派重要人物亞當·米勒和斯泰因為例，剖析這一時期復雜的人物思想、人際關系與普魯士政治。亞當·米勒是普魯士浪漫派思想的主要設計者，他受到諾瓦利斯等人的影響，意在把啟蒙的“玄思”根植到社會的土壤之中。他的思想體系主要由三部作品構成：在《對立學說》中，米勒認為啟蒙思想的線性演繹會帶來“僵死”，認為事物在對立的動態(tài)過程中形成整體。他相信流動的觀念而非靜止的概念，批判固定的社會契約。米勒的《治國術》從對立學說出發(fā)思考國家形態(tài)問題，認為國家也是變動不居的，并非只有形式與秩序，治國理政者只有深入“運動的中心”才能把握國家的本質(zhì)。在演講集《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君主制的特點》中，米勒意在以其治國理念解決普魯士政治實踐問題。他認為弗里德里希二世操縱一切而毫不受限，同時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處于分裂狀態(tài)。米勒期望利用等級制度進行改革：一方面借助各等級組建相互對立的政治派別，在此基礎上形成等級政治的統(tǒng)一，另一方面使政府與各等級之間形成對立，兩相融合形成動態(tài)的國家整體。后世史家視米勒此說為政黨建設思想之濫觴。徐教授認為，米勒的方案雖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在實踐中難以操作。米勒缺乏政治經(jīng)驗，且與等級制度的支持者過從甚密，很快開罪于普魯士首相哈登堡，被逐出柏林權力中心，流落奧地利并淪為反動代表梅特涅的“刀筆吏”，于1829年辭世。
徐教授還將普魯士首相、改革家斯泰因納入浪漫派陣營進行考察。斯泰因重視君主政體、等級制度等“歷史因素”對于普魯士政治的影響，與米勒一樣意識到官僚體制僵化等現(xiàn)存問題，但作為經(jīng)歷過舊時代的官員，他傾向以改革而非革命改造國家，對等級制度亦采取保留與改造的策略。斯泰因試圖通過推動公民參政來克服官僚制弊端，提出“自治”的政治口號，希望培養(yǎng)獨立自主、有教養(yǎng)的新人參與國家治理，因而其改革的最初方向在經(jīng)濟與社會領域。同時，斯泰因也試圖改造舊的等級以適應新社會，使貴族憑借私有財產(chǎn)、知識與能力而非世襲特權參與政治。此外，斯泰因視國家為有機整體，認為行政與立法權合二為一，其國家觀念與米勒異曲同工。二人的政治思想表明，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在德國既無理論基礎，又無實踐場所。受現(xiàn)實經(jīng)濟與社會條件的影響，斯泰因改革成效有限，他離職后輾轉前往沙俄，此后主要圍繞神圣羅馬帝國進行思考，通過追憶10至13世紀帝國歷史來勾畫理想中德意志與歐洲的政治藍圖，逝于1831年。
徐健教授總結指出，通過分析米勒與斯泰因的經(jīng)歷可知，浪漫派的政治活動發(fā)軔于18世紀末，集中于19世紀30年代前的復辟時期。浪漫主義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表現(xiàn)是從歷史中尋找某些元素并加以理想化，賦予其所謂能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作用，其實質(zhì)是構建浪漫化的觀念，將一切都“浪漫化”。浪漫主義運動雖然短暫但四面開花，對于德意志的思想走向乃至民族精神均有重要影響，賦予德意志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以特殊色彩，其歷史意義不可忽視。在隨后的互動環(huán)節(jié)，徐教授就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關聯(lián)、浪漫派對于社會契約論的質(zhì)疑等問題做了進一步探討。徐健教授條分縷析、鞭辟入里的講解得到了在座師生的一致好評，講座獲得圓滿成功。
5357cc拉斯維加斯 世界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心
撰稿：閆波橋
